我们每天都接触到大量的信息，它们当中不乏谣言、错误信息。它们会通过各种途径传播，通常立即引起人们的共鸣。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是：如何降低信息从缺乏判断能力的群众中散播的风险？如何降低信息被缺乏透彻理解能力的人曲解，最终导致错误决策的风险？
帕多瓦大学生物化学Ernesto Carafoli教授和宾夕法尼亚大学Enrico Bucci教授在《Scienza in rete》中针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
本文仅对文章进行简单概述，若有意了解更多，请阅读意大利语版。
最近，湖北武汉爆发的疫情在国际社会上引起了前所未有的关注。信息从电视、报纸各种渠道涌出，其中不乏谣言和错误信息。信息涌入导致社会人心惶惶：人们害怕这种新型病毒，害怕自己被传染。后来，意大利也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避免进一步疫情传播。各路媒体为博得关注度，争相对新病毒及疫情进行报道。事件关注度越来越高，媒体所写的篇幅也越来越长，甚至连很多电视节目现在都谈论这件事了。
热点第一，信息膨胀
由于新冠状病毒是当下最热门的话题，意大利媒体争相报道。当然，这些媒体也绝不会放过任何一个能采访有关部门的机会。当然，这些被采访的人员会照例说一些应对措施，告知民众无需惊恐，再安抚大家的情绪。但事实是，他们在这么说后又立即采取了不少制造恐慌措施——比如对欧盟甚至意大利其他地区降落的乘机人员进行检测；或者有些人看似没有直接加剧惊恐，但竟然从一开始就把这次卫生事件和霍乱相比。
我们想想，从减少疫情带来的严重影响角度看，信息膨胀甚至爆炸与政府在关键时刻采取正确应对措施相比，哪个更重要？盲目地在世界范围内采取封锁措施，令全球援助开展难上加难，使得真正需要帮助的中国公民得不到援助，意义何在？
换句话说，在一个未知病毒出现的时候，数十亿的群众（特别是本文关注的在意大利的群众），不断地接触各种各样的信息（感谢现代传播手段，如互联网），加之群众中不乏没有辨识信息对错能力的人。这样的信息膨胀，到底是能让群众清晰地知晓疫情的发展，还是适得其反？
世界卫生组织也意识到了这个现象，在它《nCoV情况报告》里提到了“Infodemia”这个词 (小编注：epidemic of information, 信息传染)。
我们必须思考，为什么信息爆炸时，媒体会经常忽略那些可以稳定人心的? 正是这种忽略，让人们更容易变得焦虑、痛苦。这和原来希望引起民众预防心理的目标背道而驰。
比如某些媒体一直在把新型冠状病毒和非典（SARS）以及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做比较，说前者更容易传染。但却忽略了新型冠状病毒的致死率——至少目前承认的，只有2%，远远低于非典10%和中东呼吸综合征的30%。
评审定理，如何导致错误判断
评估大量信息出现可能带来的影响，我们可以借助18世纪Condorcét的评审定理。这个理论本是给民主参与提供数学支撑的。定理显示，100万普通人投票，尽管每人只有51%的可能性做出正确的判断，也会比100个专家，尽管每人有90%的可能性做出正确判断，最终更有可能对事情做出正确的判断。
但是，同样的定理（虽然不是作者的本意），也可以理解为：假如每人做出错误判断的可能性稍高一些——比如说我们只有49%的几率可能正确，即51%的错误几率。那越多的人发声，越有可能导致最后判断错误，导致最终执行错误。
现在的情况是，有数以十亿的人（当然本文主要的关注点在几千万意大利人），通过各种途径传播接触到数量庞大的谣言或是错误信息，经常立即产生共鸣。大量民众不断由此做出判断——要考虑他们中不少缺乏甄别、判断的能力：比如没有办法全面理解数据的意义，没有办法解读临床研究假设等。而目前这些信息的呈现方式又不能填补群众这种理解、甄别能力中已有的缺陷（他们不可能通过阅读文章题目就学会数据解读，就立即变成病毒学家）。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区域的民众集体观点怎么会不是错的呢？
那么，这就可能进一步导致在政治群体中的集体观点也是错误的。再加上媒体一系列为蹭热度的非客观、非全面的采访与播报——理论上，最大错误概率可能就到100%了。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可以说那些持“信息不应该透露给群众”的人的观点是正确的？当然不！不报道新闻和传播消息，人们就会误读或造谣。这些错误解释和谣言就会进入上述所说的评理机制当中，带来的结果可能更糟！因为这些判断是在未清楚事实的情况下做出的。也就是说，判断来自于主观情绪而不是理性方法。
科学界与传播界的专家，需要凝聚一心
怎样才能够让群众既拥有获得信息的权利，又避免因能力不足，而媒体本身又无法客观报道而造成信息膨胀时，形成正确的判断，避免错误决定？
首先，在内容方面，需要对评论类文章进行一定的约束，即遵循已制定的风险类文章的写作原则：及时提供信息，告诉群众哪些是科学界确认的信息（即已知的信息），哪些是不知道的，以及这种未知对结论带来的限制（即未知的信息）。此外，还要报道那些正在开展的研究活动，告诉群众，目前在积极填补人类认知中重要、但仍空白的领域。上述提到的三点内容，需要科学界提供可靠信息并进行信息共享。可靠信息不是个人的看法，是客观的信息。
目前科学界最主要的敌人，我希望这个领域各位都要注意的，是不要受“要成为首个确认或发布消息的人或机构”的诱惑。目前的典型环境是：人们对文章发表的极度崇拜；人们希望通过发布突破性成果获得可观回报。在这种环境下，我们看到带有误解性或是错误的结果在短短几天内在重要的科学期刊发布（比如居然有说新病毒是实验室里人造的，亚洲人更可能传染之类的）。虽然随后科学界通过分析文章所述的实验数据和方法，谴责这些结论根本站不住脚。但在社会上，这些信息早以“论文”的名号通过各种媒介散播，导致社会产生错误判断。
尽管现在科学界在慢慢减少为增强出镜率或通过文章发表来提升权威的现象，并倡导要在获得可靠、严谨数据的基础上发布成果，推导结论。但还有一个我们须关注的问题是：科学界的人士，普遍来说（当然也有例外），仍然不太清楚如何运用适当的方式向群众正确传达风险与措施。这点我们必须关注。
传播界专业人士
传播界的情况其实和科学界类似。从业者都希望第一时间播报出病毒的最新情况（比如某个医院、某个研究所的出版社第一时间说该医院、该研究所第一个采取了某某做法，做了某某研究），或就热点问题采访某个专家的意见。有些人还会故意曲解原信息，放大某些词句来迎合人某些人的胃口，博取关注度。
我们认为，作为记者或传播界人士，除了要遵守职业道德以外，还必须记得：专家在没有足够的数据和证据时，只能传递信息类的观点。同时，不应只收集一个专家的信息，而应该再次向其他研究团队、知名的科学和卫生机构进行求证。传播届人士应该收集可靠性强的信息，而不是过于那些“爆炸性”的议题。
此外，知名报社的记者、评论家、电视节目主持人要记得那些容易被忽略的、但一直从事科学传播，也是唯一有能力和技巧将数据转换成有用信息的人。这些科学类记者、传播者是传播媒体应该首先关注的和请教的。不应该更信任那些喜欢写写从中国回来的意大利人在隔离时期的生活状态的记者。
写科学类文章的记者群体应该在播报内容、播报方式和语气上相对一致，避免不必要的竞争。当然，不同的声音在所难免，但至少避免了因缺乏判断和正确传播事实的能力而带来错误信息。
总而言之，在获得真实数据、确凿事实的基础上，告诉群众哪些信息是已知的，哪些是未知的，哪些事情目前停滞了，但相关人人员在努力开展工作，填补认知空白。这样才能确保人们传递的是正确信息，而不是谣言、谎言、半对半错的信息。也只有这样，人们才可以传递理性思考，而不是主观情绪。说的更极端一些，就是减少Condorcét定理带来的风险。
我们也欢迎你们对我们的观点进行评论。我们希望可以像文章写的一样，在数据、历史、传染病学或者更宽领域相关事实的基础上，激发对该议题的进一步讨论。
原文：ErnestoCarafoli教授、EnricoBucci教授
编辑：帕多瓦大学中国办公室
